美国的“战争机器”

俄乌冲突已持续4个多月,其背后有一双“大手”在暗中操纵战局,那就是包括美国军火商在内的军工复合体。美国打着“防止侵略”的幌子,不断增加对乌军事援助,其实质是希望俄乌冲突持续下去,以利于美国及其军工复合体最大限度地获取战略和经济利益。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战争机器与经济体系之间因结构性关联而形成的庞大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军工企业、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游说策划组织以及政府外交和军事部门、国会相关议员团体。

美国军工复合体起源于二战。在此之前,美国所需军火大部分依靠民用工业,政府自身仅拥有少量军事造船厂和武器制造设施。二战伊始,美国政府成立了战争生产委员会以协调民用工业,并将其转变为战时生产。

战争结束后,这些“战争机器”并没有被拆除。相反,一些军火巨头维持和扩大了防务部门的业务,并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都成为军工复合体显著扩大的重要时间节点。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防部对军火防务承包商进行整合。之后,美国出现波音、洛马、雷神等五大军工企业巨头。虽然这些巨头在法律意义上是完全立足于市场的工业企业,但它们都与美国外交和国防部门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作为军工复合体的主要行为者,美国军工企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影响巨大。其影响途径主要有三种:院外游说、制造舆论、影响选举。

目前,美国政坛上活跃着4000多个军工相关游说集团,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比如,参与联邦政府的立法、行政决策以及相关活动;邀请政府官员参加私密性的社交活动,在此平台上表达自身立场和诉求;为政客提供许多免费福利等。

同时,军工企业及其游说集团习惯于借助学界权威的影响力,调动军工企业内部职工和股民的情绪,进行电视和网络宣传,引导国内舆论,向决策部门施压。

此外,在美国总统、州长和各级议会选举中,军工企业及其游说集团会对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军工企业及其游说集团非常善于通过包装,吸引媒体和行政部门的注意,以推动对自己有利的议题被纳入决策议程。同时,一旦发现某些议题没有朝着其希望的方向发展,就迅速通过社会资本联系国会议员,要求国会通过听证会、立法等形式,对行政部门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制衡。

在军事议题上,军工企业及相关智库往往具有明显的信息资源与智力优势,通常能够比决策部门更快更好地掌握全面的信息。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也会定期聘请技术型专家进行分析研究,而这些技术型专家一般都和军工企业及相关智库有着复杂联系。

二战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其武器出口量占全球武器出口总量的1/3以上,可谓大发战争财。

根据美国非政府组织“捍卫公众利益”发布的数据,阿富汗战争20年间,洛马、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通用动力的股票回报率分别高达1236%、1196%、975%、625%。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研究报告显示,自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军费支出累计超过14万亿美元,其中1/3至一半落入美国军工企业手中。

今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不仅没有劝和促谈,反而火上浇油,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美国政府作为军工企业的特别“推销商”,促使其主要军工企业股价大幅上涨。从冲突升级以来,洛马公司的股价在1月到3月间飙升30%,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股价涨了约20%,雷神公司股价涨了约10%。

美国某些政客也赚得盆满钵满。不少国会议员或其配偶持有军火公司的股份,尤其是雷神公司和洛马公司。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预计这两家军火商将获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美国军工复合体在向外输出军火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国内市场。众所周知,美国的枪店数量和药店一样多,其拥有率世界排名第一。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5%,却拥有全世界46%的。平民手中有各类近4亿支,平均每100人手中就有约120支枪,由此导致美国枪下冤魂无数。

每当有涉枪血案发生,美国社会“控枪”问题就会被提出,但结果总是不了了之。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与美国的法律规定与传统习惯有关之外,更与军工复合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着莫大的关系。

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报告显示,美国市场规模近年来持续增长,去年达到705亿美元。选择持枪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去年新增持枪者540万人。美国各家著名的军事机械厂如雷明登、沃森、柯特·斯密斯,都会拨巨款资助NRA(全国步枪协会),以答谢NRA对美国军事工业的支持。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NRA甘当反控枪的“急先锋”。一方面,向社会宣传“枪击事件是人祸而非枪祸”等反控枪观点,影响美国选民,巩固拥枪文化。另一方面,通过政治献金、游说等方式扶植持反对控枪立场的政客上台,形成紧密的利益交换关系。

不难预料,未来,军工复合体仍将同美国政府如影随形、深度捆绑,在全球以及美国国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动荡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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