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去增长”的未来

1972年,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布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涉及经济增长、人口、资源、生态环境、资本、技术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迄今已被翻译为30余种语言,全球发行量达到上千万册。报告还为可持续发展和“去增长”理念奠定了基础。2022年是该报告发布50周年,本报记者近日就“去增长”的起源、发展、争议、挑战等问题采访了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蒂莫西·帕里克(Timothée Parrique)。

1972年,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布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涉及经济增长、人口、资源、生态环境、资本、技术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迄今已被翻译为30余种语言,全球发行量达到上千万册。报告还为可持续发展和“去增长”理念奠定了基础。2022年是该报告发布50周年,本报记者近日就“去增长”的起源、发展、争议、挑战等问题采访了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蒂莫西·帕里克(Timothée Parrique)。

“去增长”既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项经济、社会和政治运动。它的基本含义是将生产和消费规模缩减至可持续的水平,以增进人类福祉、改善生态水平和社会公平。“去增长”对资本主义盲目追求GDP的政策持批判态度,倡导社会发展应充分考虑生态系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更多空间。在“去增长”的社会中,物质积累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效率优先转变为充足优先,技术创新聚焦于能使人们过上快乐、朴素生活。

据帕里克介绍,“去增长”理念可溯源至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生态学,它是在多种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代表人物和学说包括:奥地利社会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对雇佣劳动的批评;罗马尼亚数学家、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埃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构建了生物经济学,并将物理学概念“熵”引入经济学;希腊哲学家、经济学家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极端自主性”概念;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兹·德奥博纳(Fran?觭oise d′Eaubonne)的生态女性主义;奥地利哲学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欢乐”概念;女性主义经济学先驱、新西兰社会活动家玛丽莲·沃林(Marilyn Waring)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批评。

首次使用“去增长”一词的是高兹。1972年,他在法国新闻周刊《新观察家》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就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发问,“物质生产的非增长乃至去增长是全球均衡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均衡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是否相容?”同年,由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乔根·兰德斯(J?覬rgen Randers)等来自美国、挪威等国的17名学者合著的报告《增长的极限》问世。报告称,如果当前世界人口增加、工业化程度上升、污染加剧、资源耗竭等趋势持续下去,地球将在接下来一个世纪内达到增长极限,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突然且不可控地衰退。

《增长的极限》在经济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并与乔治埃斯库-罗根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不谋而合。法国哲学家雅克·格林瓦尔德(Jacques Grinevald)和比利时法学家伊沃·伦斯(Ivo Rens)将乔治埃斯库-罗根的相关文章翻译成法语,于1979年出版了文集《明日去增长:熵、生态与经济》。这部作品对“去增长”运动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去增长”理念在法语学术界的影响力。不过,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去增长”的热度反而退却了。

“去增长”再次受到大量关注是在21世纪初。2002年2月,法国杂志《沉默》推出以“去增长”为主题的特刊。同年,可持续去增长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成立并举行了“去增长”专题研讨会。众多知名的“去增长”学者都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如法国经济学家塞尔吉·拉图什(Serge Latouche)、意大利经济学家马乌罗·博纳尤蒂(Mauro Bonaiuti)、法国政治学家保罗·阿里耶斯(Paul Ariès)、法国生态学家弗朗索瓦·施耐德(Fran?觭ois Schneider)。

2007年,施耐德等人创立了学术团体“研究与去增长”,并从2008年开始举行“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去增长国际会议”。自此,英语中表示“去增长”的“degrowth”一词进入国际学术讨论,为更多的人所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相关行业从业者将该会议作为交流、学习、拓展合作的“集合点”,“去增长”运动也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2007—2017年,全球约有100多篇关于“去增长”的文章被国际学术期刊发表。除了经济学以外,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去增长”一词,并将“去增长”与旅游、健康、文化和权力、环境公正等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帕里克对本报记者表示,了解有关“去增长”的争议,对于透彻地理解“去增长”至关重要。这些争议中有一部分源于对“去增长”的误解。在以研究收入分配和不平等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看来,经济增长在21世纪仍然非常重要。帕里克表示,“去增长”并不等同于衰退或萧条。虽然主流增长模式受到质疑、非主流经济学说兴起常见于经济困难时期,且“去增长”与衰退的表现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不意味着“去增长”必须始于衰退。经过设计的经济转型必定优于被迫引发的转型,因为后者不是人们自愿发起的。

因此,“去增长”和“增长”不应被用作“增加”和“减少”的同义词。如果说衰退是增长型社会运转失灵的表现,那么“去增长”就是摆脱了“增长至上”思维的新型社会正常运转的表现。德国耶拿市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马提亚斯·施梅尔策(Matthias Schmelzer)称,“‘去增长’的目标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想象层面上消除增长的负面作用”。同样,GDP下降是“去增长”的必然结果,而非目标。

对“去增长”的另一类常见批评称,“去增长”是一种倒退性怀旧,是对变化和进步的,与创新相悖。帕里克对此回应到,过去与未来、传统与创新不是绝对对立的。事实上,“去增长”拒绝将过去理想化为应该返回的天堂,因为这将造成发展停滞和忧郁心态;“去增长”也拒绝将过去妖魔化为必须逃离的地狱,因为这将导致社会盲目前进。借鉴过去未必要完全回到过去,“去增长”主张为旧做法注入新意义。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苏珊·保尔森(Susan Paulson)说,“‘去增长’研究的目的不是鼓励回归原始生活或欠发达社会;相反,意识到人类存在的多种可能模式后,就能以更开阔的眼界建设全新未来”。

增长型社会中主要的增长指标应该是GDP。1934年,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其撰写的报告《1929—1935年国民收入》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GDP概念。自布雷顿森林会议后,GDP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表现的常用指标,也是对比各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在库兹涅茨的方法论及美国商务部的影响下,联合国1953年推出国民账户体系。这是一套国际公认的、关于编制经济活动测度的标准建议。在该建议中,编制经济活动测度的过程必须遵循严格的、基于经济学原理的核算规则。其中,就包含针对GDP等关键指标的核算规则。

帕里克谈到,对GDP的“拥护”从诸多方面改变了经济。第一,经济变得可管控。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大多关注内生性的经济周期波动。彼时,增长只是一种手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受凯恩斯经济学和库兹涅茨研究的影响,增长成为一项政策目标,政府调控经济趋于常见。第二,GDP使社会生活经济化成为可能,任何社会范畴都可被归于两个范畴: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样,GDP为曾经不在市场范围内的资源和关系的商品化奠定了基础。例如,教育、科研、文化开始被视为潜在的生产要素,可被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第三,GDP被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福祉,模糊了社会福利与经济福利之间的界限,被生产和消费的物品数量增加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

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催生了经济增长无极限的观点,反过来也使GDP的地位更加牢固。在GDP的激励作用下,世界经济一度高速增长,大规模人口脱贫并实现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基本需求。但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不平等加剧、社会凝聚力减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英国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环境经济学家马修·阿加瓦拉(Matthew Agarwala)认为,GDP忽视了生态系统提供的一切资源、将人与人联结起来的社会纽带、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和技能,以及人们对知识创造和生产率改善所依赖的制度的信任。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从社会福利与社会成本、性别平等、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正、后发展理论等角度批判对GDP的滥用,用以替代GDP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其他指标也应运而生。其中最早的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于1972年创立的“经济福利测度”。此外,还有1973年日本政府推出的“国民净福利”;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1989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 达利(Herman E. Daly)和美国哲学家小约翰·B. 柯布(John B. Cobb, Jr.)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1995年美国政策企业家泰德·霍尔斯特德(Ted Halstead)等人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拓展形成的“真实进步指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推出的“包容性财富指数”。

虽然替代指标越来越丰富,但都不足以取代GDP,GDP依然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英国“国民智库”高级研究员查尔斯·西福德(Charles Seaford)归纳了几条在政策制定中使用GDP替代指标的障碍。第一,预算的限制,即采用新指标将增加行政管理成本和人力资源需求。第二,没有可用数据,或者虽然有可用数据,但数据的及时性不足、更新频率较低。第三,天然的保守主义,即对打破习俗惯例的和风险厌恶。第四,替代指标被一些人视为是多余的,市场能够通过自动调节得到最优结果,除非市场失灵,而人们已有应对市场失灵的成熟办法。第五,不了解替代指标或对替代指标的理解有误。第六,对替代指标的宣传未能充分吸引公众。第七,虽然替代指标众多,但尚不存在具有共识性的单一指标,因此无法直接替换GDP。而且,使用替代指标还会使政策分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第八,缺少主动使用替代指标的机构和官员,指标设计者未重点考虑替代指标在决策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阻力。第九,跨领域、跨机构、跨部门合作难度大,专业人力资源缺乏。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反思增长的必要性》一文中谈道,“现代宏观经济学通常将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视为最重要的政策,这一现象反复出现于政治辩论、央行会议室和报纸头版标题中”。其实,经济学家描述的“增长”只是冰山一角,对增长的追求已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演变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崇拜。澳大利亚“去增长”研究者泰德·特雷纳(Ted Trainer)概括,“不是我们的社会拥有增长型经济,而是这就是一个增长型社会”。

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社会生活的物质、社会和知识基础之供给和塑造,受资本的流通和积累过程支配。”英国音乐评论家、政治和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别无选择?》一书中写到,“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同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它决定着文化生产、对工作和教育的调控,像无形障碍一样束缚人的思想和行动”。帕里克表示,如果将哈维和费舍尔所说的“资本的流通和积累过程”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改为“经济增长”,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增长主义并感受到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若想推行“去增长”、建设可持续未来,必须打破增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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